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包括7个关键条件：人类的自主性和监督，技术的健全性和安全性，隐私和数据管理，透明度，多样性、非歧视和公平性，社会福祉，问责机制。
近年来，相关研究走向精细，有研究文献从法学角度对2017年以前施行的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实施过程中的公民投票案成案阶段司法审查问题开展研究[4]。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规定了不同类型的公民投票，对应着不同类型的公民投票案。
前文分析认为公民投票案具有很强的正当性，但其定性问题缺乏制定法和司法造法的支撑。[27] 相关概念也被称为立法懈怠或立法怠惰。以此类推，公民投票案对民众权利义务的影响不亚于判例决议函释，不排除未来台湾地区法院在论证中适用公民投票案，司法院大法官也可能在相关案件中将其视作形式意义上的法。7项公民投票案通过，与民进党关系密切的3项公民投票案未通过，个别敏感公民投票案带来的风险降低。二、有关法律、自治条例立法原则之创制案，‘行政院、 ‘直辖市、县（市）政府应于三个月内研拟相关之法律、自治条例提案，并送‘立法院、 ‘直辖市议会、县（市）议会审议。
第32条：主管机关公告公民投票之结果起二年内，不得就同一事项重行提出。[12] 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第16条：当‘国家遭受外力威胁，致‘国家主权有改变之虞，‘总统得经‘行政院院会之决议，就攸关‘国家安全事项，交付公民投票。[10]参见刘茂林、王从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
[12]合宪性审查的具体职责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关于其职责展开的具体论述，请参见于文豪：《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职责的展开》，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针对适用法律的合宪性问题，即法律漏洞、法律间冲突（平行或纵向的冲突）、法律违宪三种情形，《立法法》规定的立法监督制度分别作出对应处理： 第一，针对法律漏洞，可通过《立法法》45条和第46条的法律解释制度，由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部分国家机关，就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另可参见叶海波：《最高人民法院启动违宪审查的宪法空间》，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以宪法权威和宪法稳定为代价，明显不符合比例原则，且潜含巨大风险。
并且，以法院无权适用宪法为由，而拒斥宪法的司法适用，可能存在适用范围的误解和概念上的混淆，进而阻滞制度空间的挖掘和路径探索。注释: 本文受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项目资金支持。
[15]参见《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64条。在法律层面上无法解决的法律争议，主要由以下三种法律体系本身的问题产生：（1）法律漏洞，法官无法获得确定的裁判依据。对于政治权利的救济，通过法院将其法律化处理，可有效祛除政治性，从而避免诸多不相干因素的干扰，获得基本的政治共识，也可更为有效地消解政治异议。三、走出法院无权适用宪法的思维误区 法院无权在审判过程中适用宪法，是由宪法设定的职权配置模式所决定的。
笼统抽象的分析无济于事，应从规范主义的层面进行理解，进而转换宪法司法适用的思考模式，力图在宪法体制内寻找和拓展宪法司法适用的空间与路径。那种将宪法作为裁判依据的判决，到目前仍然是较为罕见的。这样一种宪法体制的整体视角，恰恰说明了宪法的实施和适用从来不是某一个国家机关的专属使命。该路径正是程序转接的体现之一，可谓在宪法司法化运动之后一种新型尝试，同时也是符合宪法体制的尝试，值得肯定。
并且，这一观点与合宪性解释的路径是一致的，同样显得宽泛，且无从获得制度化的确认。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规章的态度，还是参照适用。
[2]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给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复的《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复函》明确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援用，该批复认为宪法并不规定如何论罪科刑的问题，援引宪法实属无必要。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成，一般而言，成熟完善的法律体系既能保持体系内部的自洽性，又能对社会生活形成整体性的关照，系统调整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涵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争议。
其原因在于，法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法院援用宪法的直接目的是论证、增强判决结果的正当性。面对此种类型的诉讼，显然存在宪法适用的另一种必要性。[3]参见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2001年第11期。所谓参照适用，暗含了法院对规章的审查。[1]然而，相关实践并无预想般实质性地推进，反而在数年后尴尬退场。
（二）基本法律授权 政治权利及其对应的政体构成、配置与运行，构成宪法的专属调整领域。一般认为，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规章的这一态度，也是法院对行政机关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一种做法。
当法律本身遭遇问题时，裁判争议就失去了可靠的依据，诸多争议就难在法律层面上予以解决。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在有必要适用宪法解决争议的案件中，利用宪法体制内的职权协调机制将宪法规则导入审判过程，将有权机关对于宪法的解释和适用与法院审判结合起来，由此绕开法院无权适用宪法的困扰。
这一误解是，既然法院无权适用宪法，那么宪法的司法适用就失去了空间。第二，恪守宪法与法律的分野，跳出《宪法》文本的教条，主张一般性的宪法规则在司法中的适用，据此明确宪法适用于争议裁判的两个面向：一是适用宪法立法规则解决争议的法律依据问题，二是适用宪法政治权利规则解决政治权利诉讼争议。
就其性质而言，此类诉讼既无法归入民事诉讼，也与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无关，当属典型的宪法诉讼。这可以从法院与制定主体的宪法关系这一角度来进行论证。这一授权可算体制弹性的彰显。[11] 不过，应当注意，由于法律与社会发展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这一状况在转型期尤其明显），加之受到立法理念、技术与过程等方面的客观制约，法律体系仍存有诸多较为突出的问题。
这一判断立足于法官对宪法的遵守，也即，确认法律漏洞的存在，实际就是合宪性解释机制在法院审理过程中运用的结论。加之法律解释技术也有较大发展，争议基本可在法律层面解决，无须诉诸宪法。
如果经审查认为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6]童之伟教授区分了适用宪法和遵守宪法两种情形。
但这一经验例证却可有力表明，承载宪法规则的宪法性法律，通过特定路径和机制适用于有关政治权利救济的诉讼中，已构成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模式之一。基于宪法与法律间的关系，当法律依据本身出现问题致使无法解决纠纷，适用宪法解决法律依据的问题，在逻辑上就成为可能。
[7]参见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4]参见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16] 那么，附带性审查能否将范围扩展至规章？《行政诉讼法》既然迈出了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这一步，是否还可以更为积极？传统上，行政通过对议会立法的执行和遵守而获得合法性，但在行政主导背景下，行政机关获得立法权，往往会隔断与议会的正当性联系，从而陷入一种自我立法赋予合法性的境地。但是，地方政府规章由地方政府制定，法院对规章进行附带性审查，符合宪法体制下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要求。
[6]作为说理依据的宪法，实是延循合宪性解释机制实现宪法对普通法律的规范涵摄和价值导引，在功能上辅助了法律解释和个案判决的作出，但并不会导致对法律的合宪性作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王锴教授进一步指出，合宪性解释与基于宪法的解释存在混淆，合宪性解释包括法律解释和法律解释的合宪性审查两部分，但合宪牲解释并非独立的法律解释方法，只是法律解释结果的一种选择标准或优先规则，并且，合宪性解释发生在违宪审査过程中，所以普通法院在合宪性解释上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只能作法律解释,而该解释的合宪性则交给宪法法院去判断。
[14]参见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8]参见前引[7]，王锴文。
这种创举值得整个社会给予高度的评价，也有必要尽快通过改宪程序或者立法程序(例如制定监督法)使之制度化。既有的关于宪法司法适用的观点，基本以《宪法》条文作为思考对象，有观点从《宪法》条文的纲领性、政治性等论证宪法不具有被司法适用的特质。
